爱人同志

leaf(录自《路是心灵的延伸》:燃烧的流星——访杰克·伦敦纪念公园)

这样的女人是“从生活而来的贿赂”。

 

女人,许多时候——如果不是总是——其实可说是男人的一面镜子。看一个男人的女人,可以知道这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了解洽密安, 就可以更了解伦敦。

洽密安是伦敦的二婚之妻,颇有些不平常之处,被伦敦的一些朋友所非议,却被伦敦亲密地称为自己的“同志爱人”、“同伴女人”。她对传统观念中的“女人”形象做了相当彻底的背叛——不仅在公众面前,而且在私人生活上。前一种背叛表现在她的骑马方式和对那方式的坚持,后一种背叛则表现在她对性的看法和态度上。

在她的年代,女人骑马得侧骑,不能像男人一样跨骑,她却无视这个规矩,虽不像穿裤子那样前卫,却将长裙改成裙裤,且漠视众议,穿着她那裙裤随意纵马上班,为此臭名昭著;她还常常独自策马林间,并不需要男人陪伴;她甚至在一家叫做《西部》(Out West)的杂志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五百年以来,智力充足的女人将自己的身体扭曲以便适应一边坐的骑马方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了一边式骑马的来源,也许对抛弃这种过时的骑马方式大为有益。” “根据记录,英国理查德二世的妻子安倪有盆骨病却又偏爱骑马,于是为了满足她的特别需要而制作了一边式马鞍。这种骑马方式一出现就成为新闻,令人惊奇、刮目,其他贵族女士却争相模仿,蔚然成风,结果是流行胜过了判断力和常识。”

英国的王后和有影响力的上等女人,如公爵夫人等,主导时装和时尚的风气有史为鉴。乔治安娜·卡文迪西(Georgiana Cavendish),十八世纪后期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公爵夫人就曾突发奇想,带了一顶奇高的羽饰高帽,结果其她贵族女人立刻模仿,造成令人瞠目结舌的街头奇观。作为王后,安倪因为身体的需要而开始的侧坐式骑马造成风行,也实是不奇怪。

但是洽密安却觉得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模仿实在是莫名其妙。一边式骑马不仅让女人没有办法独立,上马下马都需要人帮忙,而且骑上之后也不安全,更不能策马快骑。所以她拒绝跟随传统——尤其是因盲目跟随而得来的传统。

所以传统也拒绝她。她虽然常被邀请去参加各类聚会、派对,却没有被真的接受——包括杰克·伦敦的朋友圈。

一个思想独立的人,如果其行为与她的思想一致的话,出现“特行”也就不奇怪了。

洽密安属当时的“新女性”,那时中产阶层的女人,一般都结婚并留守家中,洽密安却用她弹得一手好琴、打得一手快字而自谋生路,并拥有自己的坐骑和马圈;她约会却不怎么寻求婚姻的保障,还懂得做点物业生意,似乎曲“低”和寡。那时伦敦已经结婚,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在聚会中大家嬉闹打枕头仗是家常便饭,这些时候伦敦也没有什么君子风度,女人常常吃他的亏,然而洽密安却例外,倒是每次都能设法让伦敦扎扎实实吃上一点苦头。

也许就是因为吃了苦头,伦敦才发现了洽密安骨子里的风情和骨子里的野性。这个后来写下《野性的呼唤》的作家,在这个女人身上感受到了他深刻喜欢的东西——不是做作的柔弱和贵气,而是活泼易处、自然强健、兴趣广泛、不拘一格。这种热辣辣的生命力共鸣在他自己不断奔突的血脉里,他觉得她“自然”,她的勇气、脾性、智力、知识和技能都要么与他的血性相匹,要么与他的智性相配。

洽密安的“自然”还表现在她在性问题上的“自在”,相信“精美的性和谐绝不可能完全是感官的”,一定要到达精神、头脑的层次,“一切都在思想中增高了亮度”,“身体本身如果没有头脑的参与的话,不可能被增亮并且受益”。她还认为只要不用于不好的目的,性爱方式其实没有低级高级之分,也没有好与不好之别,性爱是人生中的一种高峰体验,享受性爱其实就是享受人生,实属正常。

于是,她的“正常观”导致她在私人生活上的自然而然,却是对传统的大胆挑衅。

当伦敦与洽密安这两个思想独立、行为独特的人成为人生伴侣后,虽然遭受到很大攻击,两人自己的公开活动及私人生活却都到达一种难得的和谐。他们双出双入,共同建船、航海,一起工作、嬉戏,并肩造屋、筑梦。伦敦因她而极其自豪,他为她那双迅速而敏捷的双手啧啧称奇,这双手不仅可以弹出美丽动人的音乐,可以不知疲乏地为他打出长篇的故事,还可以驾驭海船在恶劣的气候中乘风破浪,掌握缰绳制服桀骜不驯的烈马;这双手穿过他的头发时有爱的甜蜜,握住他的双手时有同志的坚实。他因她而得到莫大的慰藉,惊叹自己方方面面的需要都可以从她那里得到满足。他称她是“最最亲爱的我的女人”,称自己是她的“你的男人和爱人”,他们常常简短地称呼对方“伙伴”(Mate)。

只有洽密安这样的“爱人”加“同志”才能真正构成伦敦的人生伴侣,才能伴随伦敦出现在女人通常不出现的地方:她与他一起远航于变幻莫测的海洋,一起挑战合恩角(Cape Horn)——南美的最南端、地狱的前哨、海上的坟场;只有她才会爬上左摇右晃的“鸟巢”——高挂桅杆三十米的瞭望台上,一边绣花,一边听伦敦念故事、忆童年;也只有她不着男装,陪同伦敦出现在澳大利亚悉尼拳击赛场,成为两万男人中的极少数——如果不是唯一——的女人,目睹了一九八年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强森与白人本斯之战(Jack Johnson与Tommy Burns)。

当时,不算业已退休的白人世界冠军杰弗雷斯(Jim Jeffries),本斯最有本事,是在任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他在三万美金的重酬下同意放下种族架子,俯身与黑人拳手强森比赛,以为会将强森一举拿下,再次证明白人种族的优越。谁知历史与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过不去,是黑人强森而不是他不甚费力就获得了胜利。这大出观众之意外,自尊和骄傲受了损伤的白人观众开始大喝倒彩,这种情绪最终还导致了两年后杰弗雷斯再度出山,对战强森,意欲力挽狂澜,重整拳击场上的黑白秩序。结果却还是黑人强森胜了那场“世纪之战”,并因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种族暴乱。

就是在那种黑白对立非常分明的时代,洽密安身为白人,在赛场上却对耳边呼啸的声音表示反感:愿望是愿望,事实是事实,不应该用情绪来颠覆实际。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洽密安,不随大流,特立独行,同时又不失女人的天然温婉。所以杰克·伦敦在评价被视为他个人自传小说的《马丁·依登》时,说马丁·依登之所以自杀,是因为生活中没有一个像洽密安一样的女人让他狂爱,这样的女人是“从生活而来的贿赂”(Bribes from Life)。他在死亡前曾深情地对洽密安说:“你是我所有的全部。”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并不认为杰克·伦敦的死亡,是盛传一时的自杀。

伦敦的死亡其实并不突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肾功能已相当衰竭,后期时尿毒症已很严重,毒素在他身体内大量积累,疼痛难熬,要大量而强剂的止痛药,比如鸦片、吗啡来维持日常生活。在还没有洗肾技术的时代,那其实就是无治了。

再者,伦敦有个非常顽强的习惯,无论他生病多厉害也会起来,去他所爱的牧场看一看。但是,在他死亡前一天,他醒来就呕吐不止,乏力到没法起床,吃了药后才能继续休息,直到傍晚。

他对生活实在是还有许多的安排和想法,所以醒来后,与洽密安和他牧场的管家(就是他的继姐)讨论的还是他对牧场的想法:如何使牧场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让在上面劳动的人“生有所依,老有所终”。

不仅如此,他还想读完一堆书——他当晚的阅读计划,但被洽密安劝阻了,让他早点休息;而在休息前,他还简短地记下了自己将写作的一本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自传》——的思路;然后又给大女儿写了信,约女儿下个星期天吃饭、去湖上划船或看电影。如果说他已经有意要自杀,那么他似乎忘记了他的这一计划。

不过,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他亲近的人其实都暗暗担心,仿佛已经隐约地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

伦敦自己其实也听到了,而且听得更为分明。“那个没有鼻子的家伙”,他说,正在向他靠近,不止是在梦中,而且还在醒时,阴险而不由分说。但伦敦不怕,他对洽密安说:“死亡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是甜蜜的。想一想啊,它就是躺下来,脱离生活的一切挑战和痛苦,进入黑暗中休息——总是休息。如果我的时间到了,我会对着死亡微笑的。我向你保证。”

那么,他是等“他的时间”来到,还是会为“他的时间”主动加速呢?

当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伦敦百叫不醒的时候,他的床边有两小瓶吗啡。在熬髓磨骨的疼痛中,他给自己加大了止痛药量,他的生命还在,但是他的意识已经徘徊在人所不知的远方——太远了,任医生千方百计、亲友千呼万唤也不能回应、不能回转。他的生命就这样在那苍茫的远方滞留徘徊,直到晚上,他轻轻握起的右手捶打了几下床垫,灰白的脸上露出微笑,然后撒手去了。

一个一直都直面挑战、笑对生活的人,他最终也以微笑面对了死亡,就像他说的那样。

官方死亡证上说,他的死因在于“肾衰竭之后的尿毒症”。

就像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家一样,伦敦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个敢给自己开药的“医生”,包括使用含有水银成分的皮肤药,他的药物和药书都异常的丰富。莫非在那个致命的夜晚,鉴于难熬的疼痛,他又擅自给自己行医却不慎“失足”,滑到了世界的另一边?

我倾向于相信这个结论。

这一失足,他终于歇下了这支世界上最勤奋的笔——一天一千字,无论是在航行中还是在病痛中都从未间断,直到他最后的几天。

他也终于不再疼痛苦楚,不再需要鸦片、吗啡。他去到了“甜蜜的休息”里,告别了所爱的妻和所爱的生活。

但那只是暂时的告别。几十年后,洽密安离开世界去与他永远地会合。

而他们会合的地方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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